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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頓·華多太:詩途的身份、本真以及緣分
    來源:藏人文化網
    發布時間:2023-12-18 08:50:10
    編輯:李龍

      我的文學夢想,開始于那個青澀單純又充滿幻想的青年歲月。

      在我的創作意識里,任何一個非自由流露的任務性或命令性的寫作都是那么的寸步難行。越是想談出個所以然,思想卻越僵化而空無一物。于是我開始回憶自己與文學之間的緣起——小學四年級的時候,語文老師在全班同學面前大聲朗讀我的作文《我和小狗》的場景浮現在眼前。自那以后,我對漢字產生了莫名的親近感,尤其到了初中階段,文言文所具有的獨特魅力越發讓我心存敬仰。這對于一個7歲之前還不會說一句完整漢語的少年而言是難以想象的。

      把漢語文課本作為讀本的狀況上了高中之后才改變。那時我常常能讀到《青海日報》文藝副刊的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那些直抒胸臆的優秀篇章最終誘發了我創作的沖動。我把日常的所思所感用文字的方式寫在方格紙上,過一段時間把自認為夠格的“作品”一一投入郵箱寄給青海日報社編輯部。

      大學時光是美好的,我常常在課堂上偷偷練寫詩歌,到了晚上又在借來的半截蠟燭下悄然執筆。因為自己尚未發表過任何作品,擔心被周圍的人發現而見笑。大一下學期,正當自己心情低落、不自信的時候,刊發處女作的《西藏文學》樣刊“從天而降”,寫給初戀的三首短詩躍然紙上。一度如死水一般的心情終于激起了一陣波瀾——像自我解救了的感覺,空蕩的內心頓時塞滿了實物。這種重量感可謂擲地有聲,久違的自信油然而生。

      后來又有一些詩陸續發表,其中最為難忘的是《青海日報》文藝副刊主任、知名評論家馬鈞老師為看好的一首詩專門寄信于我。信中表達出的認可與鼓勵對于生活在偏僻邊遠地區埋頭寫作的我鼓動頗大,我在一種無法向他人訴說而又不得不傾訴的性情寫作當中重新樹起了信心。但是由于閱讀量極少,又遠離文學潮流,當時的大多作品只是在孤芳自賞。1998年,在集結所有詩文整理成冊之后,漠然放棄了詩歌的創作與夢想;仡^復出再續的時候,已經是十年之后的2008年了。

      或許是與海西無邊的沙漠戈壁有關,一段時間里,我曾把“雪”作為先置意象,進行了一系列有關“雪”的詩歌創作。我認為“雪”能給予我理解生命、認知萬物變遷的方法:一、“雪”的產生、存在、消失以及再生能力,最能代表我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二、“雪”作為一個具象,從本質上講,它不僅是水,更是水源。雪以水的方式滋潤大地,哺育萬物生長,可以說是所有生命的物質主宰;三、全球溫室氣體效應下,“雪”所面臨的挑戰最能隱喻出自我傳統文化的流失這一普遍現象,也可以說它直接表現著這種惡化的悲劇。誠然,我讓“雪”在詩歌中承擔重要的功能和意義,但這種創作方式的局限性也一直困擾著我。自我重復和靈感匱乏, “雪”被寫盡的感覺始終讓我幾陷絕境,倍感焦慮。而兩本有關“雪”的詩集也遠未完成當初設想的對“雪的精神譜系”的建構。

      “身份”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和標簽,對一個寫作者至關重要。“身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一個人的寫作。只有“身份”才能讓你在多元文化共存的紛繁世界找到自己的歸宿,從而堅持自己的屬性。在藏族哲學命題里,具有“共”與“不共”的屬性分類法。有了“共”才會產生“不共”,反之亦然。同樣在文學創作過程中,這種“不共性”是“共性”的身份的延伸,而“共性”又是“不共性”身份的土壤和環境。每個人的寫作之路就像刻在自己手掌的紋路一樣,無法與其他任何人如出一轍。這就告訴了我們詩歌不可能擁有一個統一標準或共同綱領。詩歌不允許我們固步自封、畫地為牢,而是需要自己的天性去超越自己,尋找自己的生命體驗,揭示自己與這片土地之間相互依存的真相,才具有永恒的價值。

      其實每位寫作者都具有自己潛在的“根脈”意識,只是對這種意識的態度不同罷了。有些人隨波逐流,有些人中流砥柱,前者冷漠無情而后者熱情奔放。前者像落葉隨風飄散,而后者如鵝卵石緊臥在母性的河床。我認為具有世界性的寫作者首先應該是一位“根脈”意識的提倡者,好比一個愛自己母親的人,才有可能“愛及他人”,才可能胸懷整個人類,乃至蕓蕓眾生。換句話來說就是要堅守個人的“本真”,使得個人意志免遭其他事物的影響和侵蝕。就我個人而言,幾乎是在母語文化的反哺下選擇了漢語寫作,我只有秉持“本真”——族群意識和地方性,才能做到不跟風,不被那些氣候和流派所左右,從而更好地完成自我。在確立自我屬性的前提下,才能真誠地書寫自己與眾不同的生命體驗和情感生活。

      我也曾思考過詩歌寫什么和怎么寫的問題,在我的寫作經驗里,自己滿意的詩歌作品只是在內心徹底平靜的狀態中完成,但這需要具備一定的因緣,也就是說與詩歌的“緣分”。至于怎么寫、寫什么,從來都不是我提前預設的命題,因為在牽出第一句的時候難以預料第二、第三句的走勢。有時候甚至無法預料最終會表達怎樣一種主題。人的很多情緒在潛意識當中,就像我,時不時用語言的觸角“冒犯”人類文明的陰暗面,質問文明的悖謬帶給人類和大地的苦難?晌以谄匠I钪猩儆羞@樣的憂患意識。在平靜狀態中寫作,似乎是另一個靈性的自我在引導你、暗示你完成自己的書寫。從這個意義上講,每個生命個體似乎由他本人和本神構成。人們常常感覺“身不由己”“魂不守舍”“行尸走肉”的始作俑者非本神莫屬。對于一個寫作者而言,本神對本我的“協助”顯得尤為重要。

      每個人的創作之路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就像如今的我時常被什么東西堵塞,這種感覺極為奇特——就像一堵透明的墻壁,無形地堵住了寫詩的動機。眼巴巴看著諸多詩思被墻那邊的風磨蝕、消散。這種原因可能源于對現實世界的志得意滿,也可能源于心猿意馬的紛繁思緒。如古人所言:“詩者,志之所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所有的詩沒有落筆之前應該是個人意志的居所,它潛藏在內心某一角落。我不想規避自己的現狀,作為一名詩歌寫作者,想在浩瀚的漢語詩歌中覓居一席之地是難以想象的。但我相信自己還會繼續攜帶藏族文化的審美體溫,在漢藏文化語境的交匯中嘗試打開詩意的門扉。

      我認為與其無病呻吟、故弄玄虛地創作,倒不如靜候時間的賜予。

      阿頓·華多太,藏族,1971年3月生。1995年6月畢業于西北民族大學藏語言文學系;曾在浙江青年詩人創作研修班、第29屆魯迅文學院高級研討班和青海省無黨派人士專題研修班學習深造。先后供職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語文工作辦公室、青海省人民政府信息技術工作辦公室和青海省互聯網新聞中心等單位,譯審,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青海省作家協會委員。著有詩歌集《憂郁的雪》(漢文)、詩歌集《火焰與詞語》(藏文譯作)、散文集《山那邊》(漢文譯作)、詩歌集《月亮之夢》(漢文譯作)和詩歌集《雪落空聲》(漢文)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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